在競爭環境加劇的當下，勞動者的健康風險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近期，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張圓、郝楓和平萍3位學者在《人口與經濟》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健康共富”理念下我國勞動者健康風險價值損益評估》的研究論文，揭示了中國勞動者健康風險背后的深刻經濟邏輯與不平等現象。
健康風險是指個體因自然、社會與個人行為等因素導致疾病、傷殘以及健康損失的可能性，關乎居民健康與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健康風險可能由先天遺傳、工作環境、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因素引發，造成居民收入減少與醫療費用增加，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同時，由于風險源的復雜性，不同社會群體的健康風險差異也會加劇健康不平等。
研究顯示，與2018年相比，2020年中國勞動者工資收入與健康風險出現雙增的變化趨勢，同時面臨兩種類型的健康風險，一種是由自身疾病引起的內生疾病死亡風險，另一種是由外部環境因素導致的外生環境風險。內生疾病死亡風險顯著地限制了勞動者的工資增長，與此相反，外生環境風險帶來的是一種積極的影響，即所謂的享樂主義工資效應。這意味著盡管存在風險，勞動者愿意接受較低的安全標準以換取更高的工資。
該研究基于補償性工資差值與享樂主義工資理論，構建了包含內生疾病類風險與外生環境風險的二元健康風險理論模型。通過匹配中國家庭動態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與中國居民疾病死亡率數據，借助明瑟收入方程，利用統計生命價值核算中的“工資-風險”法來測度中國勞動者健康風險價值損益，并使用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IF回歸進行分解。
補償性工資差值理論認為勞動者因工作條件差異會要求不同的工資補償，差的工作條件需更高工資來彌補；享樂主義工資理論認為高收入勞動者因工資邊際效用低，更不愿從事危險工作，要求高補償，低收入勞動者因工資邊際效用大，在健康風險上升時可能仍從事危險工作，但健康惡化時會規避風險。兩種理論都強調了工資與風險在勞動者決策中的權衡作用。
中國家庭動態追蹤調查中的個人數據，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自2010年起已陸續開展了六輪調查，數據集包含被調查住戶及個體成員經濟活動、教育情況及工資收入等豐富信息。為便于對近期中國勞動者健康風險價值的動態比較，本次研究選取2018年與2020年度調查的同一批觀測個體，在確保樣本量充足的同時保證不同年份測度結果的可比性與穩健性。
圖表來自該論文。
風險發生率是測度健康風險價值的主要依據，按風險邊界可分為內部疾病類風險與外部環境類風險兩類。疾病類風險由人身疾病以及傷害所引起，外部環境類風險除空氣污染、生態破壞等風險外，還包括意外傷害等職業健康風險。
觀察兩次調查間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均值不難看出，勞動者工資收入與健康風險出現雙增的變化趨勢。同2018年相比，2020年勞動者年均工作收入總額明顯上升，每周平均工作時間51小時，遠超過法定的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5天工作制下的40小時，普遍存在過度勞動的加班問題。在兩個核心解釋變量方面，疾病死亡風險率仍是重點關注對象，近年來仍有上升，人均風險率提高約3‰，而意外風險死亡率出現好轉，下降約3.6‰。
研究指出，中國勞動者的健康風險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內生疾病和外生環境。內生疾病主要指因遺傳、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因素導致的健康問題，如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這些疾病不僅威脅勞動者的生命健康，還直接導致其經濟價值的損失。研究表明，中國勞動者因內生疾病死亡風險價值呈虧損狀態，循環系統疾病是價值損失的主要原因。
而外生環境風險則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噪聲污染等外部環境因素，它們通過影響勞動者的身體健康，間接造成經濟損失。令人意外的是，論文發現外生環境風險在某些情況下表現為“收益”，但這種“收益”實際上是以犧牲勞動者健康為代價的短期經濟利益，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論文進一步揭示了不同收入群體在健康風險價值方面的顯著差異。研究顯示，不同收入群體的健康風險價值均有上升，但存在明顯的健康—收入分層現象。高收入群體雖然在內生疾病風險價值盈虧上與低收入群體相差不大，但其外生環境風險價值總量遠高于低收入群體，價值損失也更為嚴重。這表明，高收入群體雖然在經濟上更為寬裕，但往往也承受著更大的環境健康風險，這一現象值得高度關注。
面對嚴峻的健康風險挑戰和日益加劇的健康不平等現象，該論文提出了科學的評估方法與精準的政策干預建議。論文建議提高健康風險的特征效應，即增強勞動者對健康風險的認知和防范能力；同時減少其結構效應的負面影響，即通過改善環境、優化資源配置等手段，降低外部環境因素對勞動者健康的危害。此外，還應針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健康風險特點，制定差異化的健康干預措施，以實現健康公平與共同富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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